8月21日 星期四 多云间阴

这个时候还有人来访，夜里9点30分，的确是件很奇怪的事。但我打开门后才确认，原来奇怪的事才刚刚开了个头，我的家门口站着一只长颈鹿。

是一只真正的长颈鹿，不是梅花鹿，也不是犀牛或者河马，就是一只长颈鹿。长颈鹿说：“你好，我叫张班子，我可以先进来再说话噻？”显得彬彬有礼的样子。我侧过身，带着满腔的疑惑，因为“张班子”理应是只斑马的名字。我在重庆动物园认领了一只斑马，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张班子”，没事我就去动物园看看他，和他说说话——这是跟小丢学的，她在北京动物园认领了一头狮子，给她起名叫“金灿灿”。另外我还认领了一条蟒蛇，叫他“张开嘴”，我正准备再认领一个什么玩意儿，名字都起好了，“张贴栏”，但我真的没有收养一只长颈鹿的打算。

“没错，我就是张班子。”“但张班子是只斑马的嘛。”“我就是斑马！”语气坚强得令人不容质疑。

坐定以后，长颈鹿开始了他的叙述：“请到你的书架去取一本书，就在第二排左起大概在第6—第8之间，有一本迈克尔·翁达杰的《身着狮皮》……我在这里等你。”根据他的指引，我翻到了第51页：百万富翁安布罗斯·斯莫尔于1919年失踪，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寻找他的行列，还有5千多人自称就是斯莫尔。“他们声称自己患有记忆缺失症，被套进一只棕色口袋里绑架，被毁容致残，被藏在士嘉堡垒悬崖的洞穴里，被绑在肢刑架上拉长了身体，超过了五英尺六英寸，被喂胖了，被剃光了头发，被某种食物完全消除了记忆，被改变了肤色，被变成了女人，被改变了右耳长度……①”“这些描述绝非危言耸听，我就是那头斑马，被拍扁后又被拉长，他们在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我的脖子拉到现在这么长。”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把脖子稍微向后，意在我的目光可以注意到他的脖子。

“你的颜色……”“玩过橡皮泥没有？”“当然。”“当一盒橡皮泥交到你手上时，一定是颜色分明的，但如果你把所有的颜色全部捏在一起，会出现啥子情况？”“全部变成灰绿色。”“情况就是这样的。”

这只长颈鹿的到来，打乱了我的计划，我开始后悔家里的大门居然没有装上玻璃眼。他拒绝坐到客厅的斑马条纹沙发上，理由是这沙发让他想起那些被人猎杀后的兄弟们，他宁可坐在地板上，地板我星期天才找人清理过，然后每天拖一次地，非常的干净。冰箱里有王老吉凉茶……哦，已经喝光了，但还有牛奶、巧克力、荷氏的润喉糖、韩国泡菜、大半瓶红酒、薯片、袋装烤鱼、瓜子、萨其马，惟独夏威夷果不能给他吃，那是只有女主人才能吃的玩意儿。还有，桌子上那个烟缸也贴上了标签，“女主人专用烟缸，乱用全家死光”，你最好别碰。

他似乎有听到我的话，先是把目光放到了桌子上摆的几张邵氏的DVD上，“我不大喜欢张彻的功夫片，不好看”，我没有发表意见，他继续用他的蹄子把这几张碟刨到一边，“《2001：太空漫游》，可以，但我现在不能看，我不能看太炫的东西，从动物园到你家，我走得很辛苦，现在脑壳都还有点昏。”

他说他为了找我很费了点劲，先是循着我的气味找到了长江二路39号，但进去后却迷了路，幸好后来他再次找到了我的气味，然后跟着我上了815，接着是超市，结果在电梯口再次迷路，“你不应该坐货梯上来，应该坐客梯，我把3部电梯——2部客梯和1部货梯全都坐了一次，才闻到了你的气味。”对于一只长颈鹿而言，穿越大半个重庆城，是件值得吹嘘一辈子的事情了。

我这才仔细打量起他来，不得不承认，长颈鹿自有他迷人的一面，尤其是修长的眼睫毛，使他看起来很乖。但我还是不能接受他是一只斑马的事实，经过交涉，他同意我叫他“哎哟”，中途还否定掉了“嘿咻”这个名字，理由是太色情了。他走进了我的卧室，对我的床品头论足了一番，他说他不大喜欢这张床，因为床脚没有可供他栖身的空间。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在这里住下来了哟？”我说话都快要结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还是希望能住到我的认领者家里，说实话，我越来越喜欢这里了，这里让我想起我的家。我是说真正的家，你百度一下就应该晓得，我的老家应该是在非洲的热带草原。我的祖先到中国，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37代了，但我还是记得那草原，草原的记忆存在我的DNA的细胞器里，每个细胞里只有一个细胞核，而线粒体却有数百个。平常你们人类做的亲子鉴定，用的就是线粒体DNA检测法，因为线粒体DNA是依靠母亲的血液来遗传的……”

我先决定用沉默作为我的回答，但很快我决定，我还是和他聊点别的什么，因为他聊了我不懂的东西。和人说起对方不懂的东西，会让对方以为自己发现了一口图书馆里的深井，会被这口深井彻底弄晕，我对这招也非常在行，和流氓们在一起，我会很诚恳地告诉他们：“其实你该看看《美国往事》，再怎么也该看看《堕落天使》和《两个只能活一个》，当流氓，最重要是学会打扮。”而和那些循规蹈矩的好学生面前，我就会向他们描述重庆城最玩命的流氓的一些传闻，这招基本很吃得开。“哎哟”对我的DVD没兴趣，他也不想看我的书，中国字对他仍旧是一个可怕的东西，甚至他对于我提出的到阳台上看看这个城市的夜色的建议也没兴趣，看来，我只能请他听一听歌了。

是他提议要听Ella Fitzgerald的，这倒让我始料未及，他谦虚地表示，打定主意要住进我家后，他还是对我做了一些了解，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2位爵士女歌手之一，“另一位是优雅的Shirley Horn，对吧？”这次他选择坐在了飘窗之上。

“早期的现代音乐家有个毛病，就是错误地估计了自己作品的流传广度和时间，那些瞎子、嫖客、为嫖客演奏的人、地位卑下的卖唱人，无一例外的黑人，都以为自己的音乐会流传百世，所以在创作完一首曲子或是录音的时候，他们老是不注明时间，好象到了2103年，人们听的还是他们在1903年时的录音一样，这一点，连罗杰斯和哈特②都没能免俗，现在要想查他们在二战时候的一首歌的资料，简直象大海捞针一样，非得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呆上一整天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工程。”这是“哎哟”对我的CD收藏的第一段话。

Ella Fitzgerald貌似并不能让他感到舒适，后来，我决定换上一张Tracy Chapman的唱片，就是那张《Telling Stories》，我幸运地买到了法国版，里面还有一张类似于金唱片的碟，证明我是10万个这张专辑的法国版的拥有者之一，“很棒，很好”，他由衷地附和道。
    我跟他说，Chapman的演唱会就是那种最好的演唱会，因为她会是绝对的中心、重心和拉格朗日点③，我听说Chapman会在唱歌的间隙和听众聊家常，讲她小时候妈妈教她栽种蔬菜的故事。这也是小麦最喜欢的女歌手之一，我到处在帮她收集她的CD。“哎哟”突然张开了嘴，让我朝里看，我看到在隧道的最前端，竟然有一个哨子，“我来为Chapman吹两声哨子吧，表示我对她的喜欢。”

我把“哎哟”留在了卧室里，到书房来打开电脑，然后写下了这一篇伪装者日记。有一个小小的惊喜是，我竟然对多年前在《音像世界》看到的一篇文章记忆犹新，我通过google把它找了出来，是一个叫王以培的人写的诗，《献给Tracy Chapman》：

“土地皲裂

长出一双黑脚

两把镰刀

你收割爱

收割孩子的微笑

为荒凉的心

求梦，求雨”（节选）

王以培据说自己也是个诗人，还翻译过兰波的诗全集，我买了一本，客观地讲，中规中矩，但也不失水准。“哎哟”又把头探了进来，“我准备晚上就睡餐桌下面了哟。”我告诉他我明天一早要去电影院看《文雀》，冰箱里的牛奶和萨其马随便吃，我就不管他了。

①安布罗斯•斯莫尔，据说是个加拿大的百万富翁，1919年神秘失踪后就再未有露面过，大批的人加入了寻找他的行列，而通过申请寻找费用即可养活自己，迈克尔·翁达杰的《身着狮皮》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寻找者的故事，但在google上没有找到这位富翁的资料；

②罗杰斯和哈特，Rodgers & Hart，两人合作了上千首爵士乐曲，且有大量作品流传甚广。Ella Fitzgerald曾演唱过他们的多首名曲，并以《The Rodgers and Hart Songbook》为名发行专辑；
    ③两个大物体的引力作用下的平衡点，小物体处于该点时相对于两大物体基本保持静止，即拉格朗日点，由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于1772年推导证明，并被广泛应用于天文和物理上。

我叫小麦和我看《三笑》，陈思思一出来，我就不停地叫：“好乖哦，好漂亮哦，好舒服哦！”

小麦叫我看《对不起，我爱你》，一看到苏志燮，她就狠掐我的手：“小苏好安逸哟，好帅，还会穿哦！”

我看到金城武也会激动：“真的很可以，演得也还多好的”，小麦点点头：“对头，他和小苏还多像的！”我们两个就安静下来了。

明天一早就搬进自己的房子了！

回来看到现在租的房子，突然又有点舍不得，我好象总是这样，每要离开一个地方或是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总要回望，好象要把它永远地记在脑子里一样。

我03年大学毕业，毕业前就在苏州的农村找了个工厂里的工作，打算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工人——不过我只花了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就明白了，我永远不可能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叛逃回了老家江津。在家赋闲一个月后，我到了重庆，开始工作，这个工种一干就是4年，中途只跳过一次槽。刚到重庆的时候，在朋友陈悠家借住了一个月，他那时住在航天技校背后；后来又和吴涛在龙溪镇的武陵路租了3个月，重庆最著名的红灯区，连下楼吃碗小面，同坐的都是些小姐：）

04年初，我小妹也来了重庆，在欣阳广场我们合租了一个顶楼的房间，只有一把大电扇，但总算是住到了我梦想的沙坪坝。那年夏天还没那么热，我晚上总是把席子扯到天台上去睡，下午，最热的几天，我和老高会租上一堆漫画书，到建院的教室里装作认真学习的样子，其实就是看中了教室里的阴凉。我小妹没多久就搬到了男朋友那里，我也乐得一个人清闲。

半年后，我就住到了建院里面，一条很幽静的小路，房间的窗子竟然正对的是一个竹林，早上我起来泡杯咖啡，看外面的竹子，觉得日子过得很惬意。晚上我总是回来得很晚，而楼下永远都有一大群的猫，初时它们会怕我，后来就不怕了，我每天回家都带点什么吃的给它们，胆大的还可以在赖我脚边不走，甚至做出很享受的我的抚摸的样子，我那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猫王”，我曾经以为这就是我梦想的生活。

再后来，我和老高住到了一起，在台湾花园，还是在欣阳广场附近——那里号称是8楼，但实际上却是你得先爬上4层楼梯，再上8楼，我们请棒棒搬东西，棒棒汗流浃背地爬上去，然后骂我们不诚实：“你们明明说的是8-3？”我和老高做出很凶的样子：“我们只说是8-3，哪有说过是8楼？”不过呢，最后还是多给了这老实棒棒一点钱，哈哈；

这里，又过去了半年，那是属于超女的夏天，但我的心却在直线下沉，因为我妈妈的病情日渐严重。尽管医生查不出来是什么病，但看到她消瘦得很快，我已经有了预感。和老高拆伙后，我一个人在七中对面与两个陌生人合租，为的是能省点钱，怕的是妈妈的病情需要花钱。但没多久，她还是离开了我……

我在这里只住了3个月，又搬到了工人村，一个外表肮脏、但内在还蛮干净的地方，这里住了整整一年，其间就付了自己房子的首付；再就是我现在租的学林雅园里，我住了一年半，因为装修，我又多租了一个月，明天就到期，正好，我也就要搬进自己的房子了。想来妈妈是很愿意看到明天的，她一直想我能在重庆安家；当然，也不仅仅是妈妈。

绝对算得上是最简单的装修，谈不上什么设计，但峰帅还是很认真尽职地为我设计线路，连电工师傅都说，他都很少见到这样埋线的；装修的业务经理老刘是峰帅的好哥们，因为有了这层关系，装修的前期我基本都甩手不管（自己鄙视一下……）。一直到这个月，我从成都参加了《赤壁》的首映庆典回来，才每天7、8点就起床，督促工人为我赶工，晚上，床也送到了。

如果你明天到我家来，一定会被客厅所震撼，因为客厅里除了一个三人座的斑马条纹沙发外，什么都没有，不过娟很喜欢，她说你干脆就准备点垫子，我们来了后就席地而坐。挑剔的小麦昨天下午去过了，除了对卫生间的地砖颜色表示了一点不爽之外，其他的她都觉得还OK。我和小麦还在宜家买了一个单人座的斑马条纹沙发，还有两个斑马条纹的垫子，是准备放在飘窗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坐在飘窗的灯光下看书或者听CD了。运气很好，我居然买到了一个天然空调房，这几天，重庆城已经是夏天了，可即使中午在客厅里，也会感觉到凉风阵阵，想来以后要是睡客厅的话，连电扇都用不着的~~~

现在还缺的东西很多，不过至少人是住进去了，这样的话，光是房租就能省好大一笔钱呢。其他的，就象姐姐说的那样，做加法，每次有点钱后再添置一点东西，这样的感觉会很好。整个装修过程中，只遇到过两次特殊事故，一次是美心门那边，气得我差点扔电话，因此那个接电话的女人听了我不少非常有创意的粗口；另一次就是今天下午，安床的人先说5点到，真正到的时候竟是晚上9点半了——我先前曾恶毒地想不给钱，叫他们明天来拿，非逼哭他们不可，但真正他们到了这里后，我看到的是两张老实巴交的脸，想想这些下力人也不容易，算了算了，我终究还是没能当成恶人。

        另，因为宽带接通还需要数日，所以下次写博可能会几天以后了，见谅见谅啊

1994年的一天（我猜），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结束了一个在纽约的拍摄工作，坐车回家的路上，他拿起了一本小说《英国病人》。他和我一样，一旦翻开这本书，就会彻底地入迷，他因此而坐过了站。

一个黑人司机走到他面前，用尽量诚恳的声音对他说：“先生，到终点站了”，明格拉不为所动，他的光头引起了这个黑人的不满。他抓起明格拉的衣领，把他丢下了车，明格拉这时才惊觉，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那一夜，他梦见了沙漠，游泳者洞穴，开罗里偷情的男女。但职业的习惯禁止他梦见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没办法，在电影圈摸爬滚打的日子不少了，他很明白——原子弹被美国人丢到了长崎和广岛——这个小说原著中的最大质疑，是不能被搬上银幕的，至少，他的制片人也不会同意因为加入这一段情节放弃美国影市这一块巨大的蛋糕。

在那个丢他下车的黑人司机再度出现在他梦境之前，他惊醒了，那是在第二天的大清早。他给制片人索尔·扎恩兹（Saul Zaentz）打了电话，极力游说他买下这本1992年布克奖的得奖小说的版权并改编成电影。这个曾参与制作了《飞跃疯人院》和《布拉格之恋》的男人立刻变得比觅食的松鼠还要清醒，他在最短的时间里阅读了小说，而且恰巧发现作者麦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周末就要在自己住所附近举行一个朗诵会，扎恩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了翁达杰的好感，并迅速搞定了小说的版权。或许是出于对自己的自信（这大概也等于对他人的不自信），翁达杰动笔将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剧本。从一本伟大小说到一部伟大电影的诞生，往往就是这么具有戏剧性。

（2008年3月18日，英国伦敦当地时间凌晨5时，明格拉突然辞世。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受了担任上海电影节主席的邀请，6月的某天，我也前往上海参加电影节，我其实对见到明格拉充满希望，我想我一定会找到机会和他握一下手，用蹩脚英文告诉他说“我很喜欢你的《英国病人》”，不过，这个想法，大概得等我被送进高庙村后才能实现了，哈。）

扎恩兹带给明格拉的好消息不仅仅是翁达杰同意卖出版权并要自己撰写剧本，还有20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决定投拍《英国病人》。克丽斯汀·斯科特·托马斯（Kristin Scott Thomas）主动给明格拉写了封信，在信中她明确阐述了自己就是故事中人物“K”（即凯瑟琳·克里夫顿）的理由，没准儿，她还附上了自己的一张裸照，之后她就得到了这个角色。明格拉脑子里闪过她的裸体，他决定让“K”和“奥尔马希伯爵”的第一次做爱显得惊心动魄一点，当然，惊心动魄的要求，要么是女主角的身材和“洛丽塔”一样，几乎什么没有；或者就该像托马斯那样，丰满，乳房完美，阴毛茂盛得象猛犸象。

但20世纪福克斯希望要用更加知名的女演员来饰演“K”，他们甚至几乎就说服了黛米·莫尔（Demi Moore）；20世纪福克斯对演员的指手画脚也表现在了明格拉选定的“卡拉瓦乔”的扮演者威廉·达福（Willem Dafoe）身上，他们提议用约翰·古德曼（John Goodman）或者丹尼·德·维托（Danny De Vito）。“要不，理查德·德莱福斯（Richard Dreyfuss）也行”，但明格拉坚持他认定的人选，谁也别想轻易改变。老天保佑，感谢明格拉的坚持，黛米·莫尔？她只会毁了这部电影！

电影开拍前5周，20世纪福克斯突然决定撤资，相信2年后，此举会让决策者悔青肠子；幸好米拉迈克斯（伟大的Miramax Films，《低俗小说》就是出自他们之手，当然，还有《邮差》和《哭泣游戏》）的老总维恩斯坦兄弟（Bob & Harvey Weinstein）决定投资2600万美元，使得影片能够拍摄。出于对米拉麦克斯公司雪中送炭的感激，剧组上下，从导演、主演直到茶水小弟都是自掏腰包义务拍完了全片，全体演职人员一致同意等影片上映开始盈利之后再领取报酬，但没想到影片在全球范围大卖后，米拉麦克斯竟然患上了“选择性失忆”。

（如果米拉麦克斯的总部设立在重庆，情况大概会变成这样的。明格拉给伯恩斯坦兄弟打电话：“你们在哪里？那笔款子……”伯恩斯坦兄弟：“在龙溪镇，陪客户。你快来嘛，我们等你”；但当明格拉心急如焚地赶到龙溪镇时，伯恩斯坦兄弟一定会说他们已经转到了后堡；游戏继续，他们会说客户不满意，你来“亮点”，跟着是缙云山，最后，他们会在电话里向明格拉宣称，客户还是想日朝鲜婆娘，“我们买好了早上去长春的机票，跟着就去延边，那笔钱，你等我们回重庆再了！”明格拉半夜徘徊在朝阳桥上，没人敢相信这个男人竟是个名满天下的导演，因为他落魄得连最烂的混混也不会想要朝他下手）无奈之下，剧组将米拉麦克斯告上法庭，在法律的强制下才获得了迟到3年的劳动报酬。

好了，对于《英国病人》的八卦到此为止，当然，我还能告诉你更多，比方说锡克教徒、拆弹手“基普（Kip）”的名字其实来自于翁达杰读书时的绰号：小翁达杰特别爱吃一种腌鱼罐头，以至于罐头里的油渍污点经常出现在他的练习簿上，他的同学们索性就用“腌鱼（Kipper）”来称呼小翁达杰；而“基普”骑着的350CC排量的3HW型摩托车，其实生产它的凯旋公司早在1940年的考文垂大轰炸中已经毁于一旦，但为了保证盟军的后勤供应，该公司的员工仍然无畏地在露天工厂里继续生产，使得3HW摩托车能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为了表示对凯旋公司的致敬，翁达杰和明格拉一致决定保留了这个细节。

1998年，在西南师大图书馆一个很小的录象厅里，那个录象厅只有4排位置，每排大概有15个位子，我和一堆人一起看《英国病人》，有人中途离去，也有人哭泣，还有人和我一样，看完后如同遭受过静电侵袭；后来，我又发现了一套10本的国外畅销书读物，《英国病人》竟然夹在《克里姆林宫的枢机主教》、《叛逆性骚扰》、《电击杀人狂》里，那个版本和后来作家出版社的版本稍有不同，前者保留了翁达杰小说中很多可怕的句子，我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他形容“奥尔马希伯爵”的阳具是“一匹沉睡的海马”，还写到“奥尔马希伯爵”曾经品尝过他情人的经血，就象他尝试和一个断了手臂或是发着高烧的女人做爱一样，就象她品尝他脖子上的汗水一样——这种句子的意向真的非常可怕，除非你能忍受他的那种叙事方式。
    我喜欢的那种叙事方式。

小说的结尾有这样的句子“她还记得英国病人为她大声朗读他那本札记里的诗句——她是一个我了解得不够深的女人，所以我不能用我的臂膀——如果作家有的话——为她的一生提供庇护的港湾”，想要把这样的句子拍成画面，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翁达杰把电影结尾改成了“汉娜”一边爆发而又拼命忍住哭泣，一边把致命的药物用针筒推进了“奥尔马希伯爵”的血管里。当然，小说在一开始就曾经暗示了这个结局，在第8遍或是第9遍读的时候，我发现翁达杰写到“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他和身边的人一起从记忆的井中挖掘已经被他埋葬的过去”——请注意这个“最后”。

但你不能把所有功劳都算在翁达杰的头上，明格拉同样是这部影片的创造者。这两个男人的共同特点是隐藏，那些本该需要表现的东西，被他们剥掉其最显而易见的特性，然后故意随便地丢弃在你目光随处可见的地方，只留下线索，诱使你一遍一遍地去深究，然后钦佩，并且赞叹，最后痴迷，直到疯狂。

热爱爵士乐的人读到翁达杰的小说，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就象你以为不得不和一群无趣的人喝酒到天亮时，却意外发现有人和你一样把P.J.Harvey当成是自己的女王，又或者有人漫不经心地和你聊起Motown（摩城）的25周年庆典上，Michael Jackson伴随着《Billie Jean》跳起的令世人震惊的“月球漫步”。他的小说的结构和节奏与爵士乐惊人的相似，这简直就象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①一样。和那些伟大的爵士音乐家一样，一旦你确定了他思维前进的位置，那你就永远无法知晓他思维的动量，反之亦然。翁达杰自己则用了这样的语言来阐述拉格泰姆（Rag Time，意译是指“节奏时间”）爵士——当然，这个描述同样适用于后来的比波普（Be Bop）、硬波普（Hard Bop）和自由（Free）爵士——“这里有一种感觉先期抵达，并停下脚步，等待心灵追赶上来的喜悦”②。

同样，又有人能抵挡得住Miles Davis的诱惑呢？因此翁达杰那些冰凉到极点的句子，象极了Miles Davis的小号。“钻石必须热爱一路上经过的泥土，必须热爱泥土拥有的瑕疵，因为钻石本身也是泥土”②，这是对一位黑人爵士音乐家一生的最佳写照；“你抚摸着仙人掌，并把它象受伤的孩子一样转向太阳”③，这是他悼念他亡父的话。哦，冷爵士（Cool Jazz）！

我学习着用翁达杰的语气和笔触来为这篇伪装者日记划上一个句号：这个男人今年就会满29岁，当然，如果算虚岁的话，他已过而立之年。他走在重庆的大街上，象是一尾鱼在大海里游荡一样纯熟，绝不会有丝毫的陌生之感。

或许，到了他60岁的时候（前提条件是他有如此惊人的耐力，能再挺30年），他会着手编写属于他个人的重庆编年史。里面的很多场景其实都来自于他听来的、从书中看来的，还有部分出于他的想象。他会写到1938年的重庆，革命、丝袜和假发、匕首和地下刊物，暗杀、金条，瓷器口那时还叫“霍乱半岛”，因为这里曾发生过一次可怕的霍乱，而朝天门则叫“望乡玫瑰园”，相传那些下江人死前都会在此伫足，想象家乡的模样。

而后，重庆在他的记述中就开始带有了混沌的气质，巴尔干半岛、上帝之城、布拉格（或许是布达佩斯，谁记得清楚呢，反正这些个事都是苏联人干的。有人在坦克车上涂写到“列宁，醒来吧，勃列日涅夫，他疯了！”愿佛祖保佑这群多灾多难的人）、巴塞罗那，或者1968年的巴黎（布努艾尔曾在自传中抱怨，巷战中，路易·马勒竟教唆他的儿子向警察开枪），你很难分清上述这些城市各自的特征。

到了2013年，他带着冲锋枪和狗在空无一人的解放碑漫步，猎杀那些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动物，只对斑马网开一面。解放碑和周围满是荒草，刺眼的阳光使得他总想躲到阴凉的地方去，但他又只能在现在这样的正午时分才敢出现在街上。权衡再三，他还是走进了只剩一半的大都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生怕里面会有僵尸突然向他发起偷袭。

最后，在一面墙上，他发现了一根天然气管，他的目光沿着天然气管向下，在一个LV的专卖店里，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口锅，锅里沸腾的红汤带着花椒、辣椒和牛油上下翻滚——柯氏病毒的受害者们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而放弃了毁掉这口火锅的想法④。他如获至宝，因为他很明了，这口火锅，将陪伴他度过剩下的25年生涯。他同样也会用剩下的这25年想念他的女人，他会记得他的女人的美丽值，等于海伦、克莉奥佩屈拉和洛神，这3个女人的美丽值的加权平均数⑤。



    ①海森堡测不准原理：通常被称作不确定关系，由量子力学创始人海森堡（Heisenberg）提出。该原理揭示出微观粒子运动的基本规律——粒子在客观上不能同时具有确定的坐标位置及相应的动量。简单说来就是，一旦确定了粒子的确定坐标位置，就无法测定其动量，反之亦然；
    ②麦克尔·翁达杰，《经过斯洛特》；
    ③麦克尔·翁达杰，《世代相传》；
    ④根据理查德·马特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我是传奇》中故事发生的先决条件；
    ⑤加权平均数：把原始数据按照合理比例进行计算后得出的平均值。

晚上，上海记者朋友请吃饭，完了说有安东尼·明格拉的纪念活动，还有电影可以看，我放弃了萧亚轩的采访，赶到了衡山电影院。

原来，衡山电影院就在衡山路上，以前在苏州上大学，上海很多的乐队演出都在衡山路上，要么是U-Like酒吧，要么是比翼画廊，到了影院，陆川正在主持纪念活动，旁边站了明格拉的遗孀和王家卫，我用记者证换了一张电影票，进去看《英国病人》。

我曾经产生过一丝怀疑，尤其是克莉丝汀·斯克特·托玛斯的乳房和下体出现在大银幕上时，我真的在猜疑电影院里放的是胶片还是DVD，但最终，胶片的那种独特的视觉还是打消了我的怀疑。我恍惚听见了胶片在放映机里转动的声音，那种油画般的画面，通过胶片看起来，是以前通过电视画面看无法比拟的。

小麦，我很想带你也来看的，当然，最好是能自己修一家电影院，要装上那种老式的翻翻椅，空调也要被隐藏起来，你的目光只能见到电扇。我们要喝冰镇过的青岛汽水，可乐和爆米花都是不允许出现的。不仅仅要看《英国病人》，还要看《37.2℃》、《小城之春》、《茜茜公主》三步曲、《罗马假日》……

小朱竟也跑来了影院，他身边坐得有2个老太婆。片子里有一场艾马希伯爵和她情人偷情的戏，他把她抵在墙上，很小心、但是镇静地把她胸前的胸针取下来，其中一个老太婆竟然问另一个：“是要打针吗？”小朱差点就泪流满面了。

电影结束后，我看字幕，灯也亮了，发现原来还有一群人和我做着同样的事情。后来字幕完了，他们开始鼓掌，我也鼓了。这才晓得，他们应该都是明格拉的影迷吧，如果明格拉还在，他一定会喜欢这个掌声的。
    问了王家卫，对明格拉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老王习惯性地推了下墨镜：“每次见到他，我们都是喝醉了的……希望我脑海里关于他的印象永远都是喝醉了酒的美好模样。”19号，我要去看张一白的新片；21号，我还要去看《刺马》，都是在大银幕上看呢！

我病了，我患上了一种叫“离乡忧郁症”的心理疾病，而且还很严重。

今年以来，出差的机会很多，基本上是维持着每个月1—2次的频率。但每次出去之前，我就会变得烦躁不安，不想离开重庆，严重时，甚至会考虑是不是真的该装生病，以躲开出差的机会……其实每次出去后，白天倒也还好，因为不一样的风景会让人精神为之一震；但一到晚上，就突然想重庆想得发疯，重庆就在离去和回归之间变成了我的温暖与梦幻之城。

先来数下今年出差都有些什么事吧。

2月：月初去成都，参加阿Sa的歌友会，歌友会是她代言的品牌——重庆的“自由点”卫生巾赞助的，所以主办方热情地塞给我一堆卫生巾……问遍了身边的女性朋友，发现没一个是用国产货的，幸好，最后找到了一个刚喂了狗的朋友，才消耗出去了；

月底，南方遭受雪灾的时候，又去成都呆了3天，采访周星驰和周杰伦，被彻底冷傻了，不得不买了很久没戴的手套和帽子。这期间，打不到车，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其间还受吉总邀请，去四川省体育馆看费玉清的演唱会，事后才知道，这个地方被汪小妹形容成“千年冰窖”；

3月：月底去了湖北黄石，参加《黄石的孩子》首映式，见到传说中的发哥；

4月：去香港，金像奖，鸡肋，呆足4天，累疯掉。归来时又在深圳停留一天——因为去年陈晓旭去世的稿子是我做的，本想在她去世一周年之际做一个“生前最后日子”的专题，稿子倒是做出来了，但又碰上大地震，所以没发出来，实在有够郁闷；（不过从香港回来的那天，却有着最甜蜜的回忆）

5月：大地震改变了太多事情。月底去了一次武当山，陪同张纪中为《倚天屠龙记》选景。因为十堰不通飞机，所以来回都坐火车，谁知去的时候遇到余震，迟到3个半小时，回来那天又碰到余震——这都什么事啊？

6月：前两天又去了一次成都，参加贾樟柯《二十四城记》的点映募捐活动。在一个露天的草坪上，下着瓢泼大雨，我们都穿着雨衣，银幕在狂风中摇曳，很魔幻，很美；

后天，或者大后天，我又要去上海，上海国际电影节，“离乡忧郁症”持续发作期……

        一上车，或是上了飞机，我就睡得很沉，住的酒店也没有认床的行为出现，只是这样飞来飞去，我有没有可能遇上我的Tyler Durden？ 

    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都给我身边的人寄明信片。

其实很多年前我一直这样做，但中途停掉，现在又重新拾了起来。已经去了德国的小秋姑娘将其定义为“明信片旅行主义”，2002年的夏天，我独自去了青藏高原，一路上给朋友们寄明信片——德令哈的邮戳，这是多么煽情的玩意儿啊！我从西宁上了火车，在晃动的座位上把明信片写好，然后拜托在德令哈下车的人带去邮局，每一张明信片上都写上了“今夜我在德令哈……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这样，我在愉快地奔向昆仑山口的时候，这些明信片已经躺在火车上，按照它们身上的标签前往各自的目的地了。